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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家始祖孙武的军事哲学思想
2008-11-21 09:25:47 来源: 作者: 【 】 浏览:5517次 评论:0
 
一、齐文化的尚武精神与兵家始祖孙武

若是把诞生于鲁文化基础上的孔子称为古代“圣人”,是指“文圣”的话,那么诞生于齐文化基础上的孙武,就是古代的“武圣”了。现将兵家始祖孙武产生于齐国的历史根源叙述如下:

(一)齐文化的尚武精神

1、齐文化与鲁文化相比较:一尚文一尚武,不对立而互补

齐、鲁文化相比较,各具特色。鲁文化因为保存着大量的殷周典籍与礼乐文明,所以尚文,而齐文化则具有尚武精神的特点。齐文化与鲁文化虽然各有特点,但是两者并没有形成对立的文化,而是互为补充。

2、姜太公与管仲对尚武精神形成的贡献

齐国具有尚武的传统,可以说从姜太公开国以来就是如此。《史记》记载,姜太公辅佐周文王灭商,“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而且今存《六韬》一书,虽然成书在战国后期,但仍托名姜尚所作。

到齐桓公时,管仲对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进行改革,为齐国在军事上的强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不仅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称霸诸侯的霸主,使齐国成了当时军事上的头等强国,而且形成了全国上上下下的尚武精神,直到战国时代仍然如此。

(二)兵家始祖孙武

1、孙武的生平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孙子兵法》残简和《孙膑兵法》竹简之前,因为先秦文献对孙武记载不多,《左传》、《国语》、《战国策》均无直接的记载,所以竟有人怀疑孙武其人的存在,以为《孙子兵法》是孙膑所着。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出土,才证实了孙武、孙膑分别有兵法传世。《孙子兵法》确为孙武所着。(参见兰永蔚:《<孙子兵法>时代特征考辩》,载《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其实,先秦诸子着作中,比如《尉缭子·制谈》、《荀子·议兵》、《韩非子·守道》、《吕氏春秋·上德》等都有对孙武的记载。秦汉时记载较先秦为多,见于《史记》的《孙子吴起列传》、《伍子胥列传》、《吴太伯世家》、《楚世家》及《新序》等书。另外,《吴越春秋·阖庐内传》、《越绝书》也有孙武的记载。虽没有直接提到孙武,但对吴王阖庐伐楚等与孙武有关的战争及其家族,也是有记载的。

孙武(约公元前547—前485年)(参见孙开泰:《孙武与齐文化》,载《石油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是齐国人,《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有明确记载。他出身贵族,其祖先是陈国公子完,后因陈国内乱,逃奔齐国,改称田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三下》记载,田完的四世孙无字有两个儿子,一个叫田常,一个叫田书。田书因为伐莒有功,齐景公赐姓孙氏,食封采邑在乐安(今山东广饶县境内)。田书是孙武的祖父,孙武的父亲孙冯(同凭)是齐卿,以田、鲍四族谋乱,“奔吴”。即因为齐国内乱,孙武随同父亲流亡到吴国。他结识了吴王阖庐的谋臣伍子胥,经伍推荐,孙武带着他着的《孙子兵法》13篇进见吴王,得到吴王的赞赏,任他为将。他曾以三万军队打败了楚国20万大军,攻入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北)。从此,吴国强盛起来,“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此后不久,孙武辞去将军之职而隐居乡间。在伍子胥被杀时,他已经去世了。

2、为什么说兵家始祖是孙武呢?

孙武所处的时代在春秋后期。他出生于贵族家庭,又是武将世家,因而他有条件受到良好的教育,并掌握军事文献和有关的档案材料。春秋中后期,战争十分频繁,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他总结春秋时代的丰富的战争经验和规律,使之上升为军事理论,写成《孙子兵法》这部伟大着作,成为兵家始祖。

我们说孙武是兵家始祖,这是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的兵家而言的。兵家的出现,适应了春秋战国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激烈斗争的需要。“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卷十四《成公十三年》)即国家重要的事情是祭祀与带兵打仗。因此,一些有识之士,纷纷研究如何“擒敌立胜”的军事理论而着书立说,从而形成了一批军事理论家,这就是兵家。

比孙武略早的司马穰苴也曾作兵法,司马穰苴是田完的后裔。因为他官为大司马,故称司马穰苴。后来在齐威王时,“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史记》卷六十四《司马穰苴列传》)现存的《司马法》多讲古代军法制度,其内容与《周礼》所记往往相符合。我们可以看出是由稷下先生依据《司马法》与穰苴所作兵法整理而成书的。由此可见,比孙武的《孙子兵法》早的古《司马法》,主要内容是军礼、军制。

上面谈到《六韬》成书较晚,只是托名为姜太公所作。

真正讲军事理论,总结战争规律的兵书,应以《孙子兵法》为最早。

宋代元丰年间,选定历代七部兵书编成《武经七书》,作为官方的军事教科书,就把《孙子兵法》列在首位,称为“兵经”,可见它在兵书中的地位非同一般。

不仅如此,它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比古希腊色诺芬(公元前403—前355年或前354年)着的号称古希腊第一部军事理论专着《长征记》,比罗马军事理论家弗龙廷(约公元35—约103年)的《谋略例说》还要早得多。

早在七世纪时《孙子兵法》就传到了日本,稍后传入朝鲜。十八世纪以后有英、法、德、捷、俄等文字的译本在世界上广为流传,在世界军事思想史,特别是在战略思想上有突出的贡献,得到美国军事理论家柯林的高度赞誉。他在1973年出版的《大战略》一书中说:“孙子十三篇可与历代名着包括二千二百年后克劳塞维茨的着作媲美。”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孙武是兵家始祖。

二、孙武的军事哲学思想

《孙子兵法》充分体现了孙武的军事哲学思想。

(一)朴素唯物主义与阴阳说

1、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孙武的军事哲学思想,首先表现在他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孙子兵法》十分重视战争的各种客观条件。他的速胜思想,就是从战争对人力、财力和物力的依赖关系出发的。要打胜仗就必须先知道敌人的情况。而对于敌人情况的了解,他认为:“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知敌之情也”。(《孙子十家注》卷十三《用间篇》)即不能用迷信鬼神和占卜的方法,不能以过去相似的事物作类比,也不可凭主观臆测,而必须从知道敌情的人那儿去取得。在孙武看来,天不过是自然之天,没有任何神秘的地方。天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是可以认识和利用的。他说,春夏秋冬四时没有固定的位置,一日的昼夜变化有长有短,月亮有圆有缺。自然界是运动变化的,人们可以利用它来服务于战争。水、火都可以用来进攻敌人,《孙子兵法》专门有《火攻》一篇。

2、阴阳说

《孙子兵法》的朴素唯物主义,还表现在有阴阳说的哲学思想。阴阳说和五行说是两种以理论思维来掌握世界的哲学学说,是在齐国产生和发育成长起来的哲学流派,是齐文化的特色之一。

阴阳观念与观察星象来制定历法有直接的关系,在齐国以阴阳说为基础,而制定了特殊的历法。又用来解释春夏秋冬四时变化和节气的更迭,以及日夜的往复。总之,阴阳说在齐国是十分流行的。孙武说,“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孙子十家注》卷一《计篇》)自然之天中,阴阳包括昼夜(昼为阳,夜为阴)、晴雨(晴为阳、雨为阴)等等。曹操注:“顺天行诛,因阴阳四时之制”(《孙子十家注》卷一《计篇》)。可见,要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与阴阳四时的更替有密切关系。在行军作战时,要注意阴阳的利用。《孙子兵法·行军篇》说:“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孙武认为,驻扎军队应该选择向阳干燥的地方,避免背阴潮湿的地方。因为营地在背靠阴湿之地,士兵容易生病。在丘陵和堤防这种地形上,要抢先占领向阳的一面,并把它作为军队的主力或主要翼侧的依托。这些对于用兵有利的措施,是利用地形作为辅助条件的。孙武把齐文化中的阴阳说推广到军事领域,是阴阳说进一步发展的表现。同时,也反映了《孙子兵法》深深的受齐文化的影响。

(二)朴素辩证法与五行说

1、朴素辩证法思想

《孙子兵法》还有朴素辩证法思想。孙武认识到治乱、勇怯、强弱等等矛盾对立的现象,是可以变化的。因此,他在《势篇》说:“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他认为将帅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处理各种问题。他在《九变篇》说:“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这体现了有所不为方能有所为的辩证法思想。

孙武还认为,将领考虑问题必须全面。不仅要看到有利的一面,还要看到有害的一面。他在《九变篇》说:“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只有这样,才能在战争中取胜。这也反映了孙武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2、五行说

《孙子兵法》中还有五行说,也表现了孙武朴素辩证法的思想。我们知道,五行说是在齐文化摇篮中发育成长起来的,是古代哲学思想的瑰宝。

《史记·历书》说,黄帝时“建立五行”,原始五行说起源相当早。它与古代的农业生产活动,需要观察天象以制定历法有密切的关系。孙武在齐文化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他在《孙子兵法》中不仅运用了五行说,而且对五行说也有了重大的贡献。《孙子兵法》中以五行中的水来比喻用兵的地方很多。孙武说:“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胜,避实而击虚”。又说:“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敌而制胜”。又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十家注》卷六《虚实篇》)

《孙子兵法》中的五行,已经不是原始的五行说了,而是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由原始的金、木、水、火、土“五材”,即五种原始的物质,进而发展为五声、五色、五味等等,并且将五行说运用于军事辩证法。《孙子兵法》说:“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孙子十家注》卷五《势篇》)孙武认为,作战的奇正变化,是无穷无尽的,就像音乐不过五个音阶,而五个音阶的变化则听不胜听;颜色不过五种色素,而五种色素的变化,则看不胜看;滋味不过五样味素,而五样味素的变化,则尝不胜尝。他继承前人的思想,把五行推广到五声、五色、五味等等,并把它们的变化运用来说明军事上的奇正变化。这种军事辩证法的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

关于五行相胜的思想萌芽,早在《逸周书·周祝解》中就说,“陈彼五行,必有胜。”《左传·昭召公三十一年》有“火胜金”,《左传·哀公九年》有“水胜火”的记载。

孙武对五行说的突出贡献在于发展了五行相胜说。他说:“五行无常胜。”(《孙子十家注》卷六《虚实篇》)他反对把“五行相胜”说绝对化,提出了符合辩证法的观点。

(三)认识论:朴素唯物主义反映论

1、对战争谁胜谁负问题的认识

《孙子兵法》所反映的认识论,是朴素唯物主义反映论。他认为战争谁胜谁负的问题,是作战双方的政治(“道”)、天时(“天”)、地利(“地”)、将帅(“将”)、法制(“法”)等方面,以及其他战争的重要因素,如军事实力(“形”)、战争中的战斗力量(“势”)等等方面的客观实际的比较;在此基础上,“较之以计”,进行妙算:比较双方谁的君主政治清明?谁的将帅有才能?谁得天时、地利?谁的法令能贯彻执行?谁的兵卒强壮众多?谁的士卒训练有素?谁的赏罚严明?(《孙子十家注》卷一《计篇》)经过这样的分析研究就能知道谁胜谁负了。从以上认识过程,我们清楚看出,孙武的认识论体现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哲学路线,是朴素唯物主义反映论。

2、对战争规律的认识

孙武认为,战争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并从前人的战争经验中揭示了一些重要的战争规律。比如《孙子兵法·谋攻篇》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即了解敌军又了解我军,就能每战必胜;不了解敌军,只了解我军,只能胜负各占一半;既不了解敌军,又不了解我军,这样每次都必然打败仗。这是对战争规律的科学认识。又比如,《孙子兵法·军争篇》说:“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即避开敌人初来士气旺盛之时,攻击敌人于疲劳怠惰的归途之中。这也是对战争规律的正确认识,为以后的军事家所经常运用。

3、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争取战争主动权

孙武认为,在运用战争规律来指导作战时,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争取战争的主动权,使其“致人而不致于人”。(《孙子十家注》卷六《虚实篇》。)即能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孙武把认识和运用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统一于实践之中。这种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思想,在解决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比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更为高出一筹。因此,他不仅是一个军事家,而且在思想史上也是有贡献的思想家。

(四)伦理思想:治军讲“仁”、“礼”又重功利

《孙子兵法》中的伦理思想,具有明显的齐文化伦理思想的特点。

齐文化的伦理思想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讲“仁”、“礼”,但又不把它放在首要地位。另一方面是重功利。这些,在《管子》一书中体现得很明确。

1、治军讲“仁”、“礼”

治军重“仁”、“礼”是从齐文化与其他地方文化相比较而言的。鲁文化把“仁”与“礼”放在首要地位,而三晋文化,特别是秦文化,是很不重视“仁”与“礼”的。

在《孙子兵法》中,孙武讲“仁”,但是并不把“仁”放在首要地位。他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孙子十家注》卷一《计篇》)

杜牧注说:“先王之道,以仁为首;兵家者流,用智为先”。(《孙子十家注》卷一《计篇》)杜牧是从军事学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的。孙武生活于有尚武精神传统的齐文化环境中,他在讲将领的五德时,把“智’(智慧)放在首要地位,而把“仁”的要求放在次要地位,是十分自然的。但是他并不是不要“仁”,而是将“仁”用于对士卒的管理和教育方面。《孙子兵法·计篇》说,“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即体现了“仁”的思想。

孙武的“仁”,还有更高的原则,即要符合战胜敌人、维护国家利益的要求。因此,他在《孙子兵法·用间篇》说:“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即两国交兵,以决胜负,应该想方设法,不惜以爵禄和金钱,从敌方搞到情报,以了解敌情。如果不能这样,而爱惜爵位和金钱,就是不仁到极点了。这就给了“仁”以新的解释,更具有齐文化的特色。

2、重功利

我们再来看《孙子兵法》重功利的特点。

孙武强调用兵要趋利避害。《孙子兵法·九地篇》说:“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

《火攻篇》说:“非利不动。”

《军争篇》说:“兵以诈立,以利动。”

《计篇》说:“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即筹划有利的作战方案,使之被采纳,然后造成有利的形势。而在表面上又进行伪装,不让敌人明白。所谓有利的形势,就是根据利害关系进行灵活的处置。

《九变篇》说:“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即有智谋的将军考虑问题,必然兼顾利与害两个方面。在不利的情况下要看到有利的条件,取胜的大事才可能得到进展。在顺利的情况下要看到有害的因素,才能消除可能发生的祸患。因此,制服敌国要使用计谋使之受到伤害。役使敌国就要以烦劳的事,使之穷于应付。要使敌国疲于奔走,就要用小利来进行引诱。

《作战篇》说:“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即不完全了解用兵有害的方面,也就不能完全了解用兵有利的方面。也就是说,对用兵的利与害两方面都要全面了解,才是懂得了用兵之道。

《虚实篇》说:“能使敌人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即要调动敌人前来,就要用利来引诱;能做到使敌人不得前来,就要守其险要的道路。因为对敌不利,所以敌人就不能来了。

总之,在军事上孙武对利与害的认识与分析,水平是相当高的。而这方面思想的发展,与齐文化重功利的伦理学说是有密切关系的。

(摘自孙开泰先生《先秦诸子讲座》第十一讲《兵家》)

 

作者简介

孙开泰,19405月生,四川纳溪人,汉族,1963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即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工作。196410月至19732月为研究实习员,19793月至19877月为助理研究员,19878月为副研究员,1994831日为研究员,19998月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硕士生导师;后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博士后出站论文答辩评委。先后任《管子学刊》编委、顾问,中国孙子与齐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华孔子学会前秘书长、理事、学术委员,山西省社科院顾问。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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